第二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时间：2021年05月13日 12:20 来源：作者：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分别摘录了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的讲话、报告、谈话、批示和书信等重要文献，共计141段论述、9.8万字。展卷披读，鉴往知来，犹如在和历史跨时空对话。其中，既有我们党的领导人对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回顾，也不乏对党史上重要人物、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的周年纪念以及经验总结，一些资料更是从浩渺档案中发掘后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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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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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

(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

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1年版,第156-157页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6页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937年6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

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

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页

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地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的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

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532页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还只有苏联、中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三个军队，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国的党都还没有军事经验，所以我们的军队和军事经验特别值得宝贵。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9页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裙”，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我们学的学问，如罗迈同志所讲，有党的建设，联共党史，这些东西我们要长期地学下去，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是一定可以把这些学问搞好的，但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不是这样，那会一无所成的。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苗合中由所沿右的或是同那此国家不相同的。这样：

（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

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觉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资部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外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606页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

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614页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667页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796页

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1941年6月），《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77页

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它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它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1941年6月），《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页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815页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

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0页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士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宜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

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7页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二本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希尔升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碳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位创造的。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3年版，第407-408

党书（指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两条路线》——本书编者注）请于九月五日前印出，以便交去华北干部带去敌后。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3年8月20日）

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年3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4-95页

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芯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939页

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9页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和时尚》（1944年4月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页

党校是学习搞党务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课程，还有一些军事课，但是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你（指郭沫若——本书编者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不算旧账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276页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此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〇年不许提路线，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284页

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人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四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二十四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这二十四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经过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壮大起来了。但中间被人家拦腰一枪打在地上，爬将起来又和他打，叫做土地革命。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主要是北伐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是国内战争，一九三七年至现在是八年抗日战争。现在的同志经历三个时期的不多，经历两个时期的那就很多。这是就我们全党讲。在座的代表中，这个统计还没有做，究竟是三朝元老多，还是两朝元老多，还是一朝的多，现在还不知道。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

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292页

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联共党史》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一九一七年就胜利了，三八年才由中央出版《联共党史》，经过二十年，可见此事不易。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四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提名字，提上一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297页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觉，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直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7-1098页

一九O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一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人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1515页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页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48页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1953年9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个革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算起，经过了二十八年，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世界形势的改变，国内形势的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以苏联为首的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援，而取得了胜利。这是继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1953年），《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13-714页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毛泽东：《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1956年4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0页

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我们党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

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第二个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这个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以后，是第三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3页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毛泽东：《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63页

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42页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般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86页

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烟旋形上升的。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328页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毛泽东：《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感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千历史间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276页

历来中国人没有写回忆录这样的习惯，中国人喜欢写历史。我们正在组织写中国近百年史、近百年通史，即综合性的历史。我们还在写近百年的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

——毛泽东在会见马里政府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6月24日）

政治局委员要懂得一点历史，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要懂一点。

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5月25日）

邓

小

平

重

要

论

述

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

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

——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是中国革命最精华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从苦难中站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近百年来是灾难深重的。在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是英勇的，但因为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结果站起来又被敌人压下去。五四运动才给中国开辟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而又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其标志，不能设想没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一—首先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决的、革命的政党，可以把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正因为三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所以从那一天起，也就确定了中国革命一定要走向胜利。我们的党在成立的宣言中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心来领导中国人民，从第一天起党就不断明确地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方向，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今天证明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为什么中国人民革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其胜利的标志？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最进步的、最有纪律性与组织性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党内还有一些党员不知道这一点，认为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或农民的党，这是由于他们不懂党的历史，缺少马列主义的思想。党是从什么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从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没有工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政党，而没有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得到胜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也不可能获得解放。有一些党员因为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看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热情很高，在战争岁月中，农民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粮食，送他们的子弟参军，似乎农民比工人阶级更先进一点，觉得党内最多的成分是农民，认为农民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个认识是绝对错误的。农民是英勇的，但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是世界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农民必须跟着工人阶级走。同时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一—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到彻底解放的道路。历史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斗争，都没有获得成功，这正是由于农民是分散的小生产者，缺乏纪律性与组织性，对革命在认识上存在着局限性和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农民要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队伍，制止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有可能。三十年来，农民运动是在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中国农民之所以坚决英勇，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同样今天在打败蒋介石、打败帝国主义以后，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也不可能巩固革命的成果并继续进人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土地改革以后，按照列宁的说法是农民无时无刻不在生长着资本主义。显然，农民的经济若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逐步达到集体化，那么广大农民仍不能得到解放，已获得的果实也仍将丧失，仍然要走上贫困破产的道路。中国农民直到今天也只有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走上集体化，才能使他们从经济文化的落后地位彻底解放出来，生活富裕起来。所以认为我们的党是农民党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抱有这样认识的党员连起码的党员知识都没有，假若不改正就要掉队。有的农民党员土改后满足于“三十亩田一头牛”，不愿再前进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样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党员认为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及许多领导同志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也是绝对错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一样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地革命，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党内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即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的反映。不能设想，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时而“左”时而右的政当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错，党的有些领导者确实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彻底改造过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有经过这样的改头换面、革面洗心，既不可能是一个好党员，更不可能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

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的政党。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头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所以工人阶级革命是最彻底的，而且由于大机器生产锻炼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最有前途的。农民不可能这样，农民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造出许多拖拉机、电站及近代化的水利工程，农民才能彻底地解除贫困与落后。所以无论工人也好，其他人民也好，其前途与幸福必须建筑在机器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就代表了人民的光明与前途，是最彻底与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则是这一阶级最觉悟与有组织的部分，党员必须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否则就不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对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一样要以工人阶级的理论教育他们，才能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

正是因为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最集中、最有组织纪律性、革命最彻底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领导，才使中国革命经过三十年的奋斗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并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快乐、幸福、优越的。我们的党代表着一切人们的希望与光明，只有我们的党才能领导而且正在领导其他阶级纠正错误，走向胜利与光明。

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党就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呢？还不够，还必须要有马列主义的武装。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党在未成立之前就有许多马列主义小组，如毛泽东同志等就是当时这些小组中的一员。这说明创办我们党的同志一开始就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改造自己，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一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担当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责任，就以马列主义来教育培养自己，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规定了革命的战略、策略和工作方法。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领导我们前进。三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目前它有五百八十万党员，是一个真正具有群众性的党，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正引导着中国人民建设新的社会，并将继续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邓小平：《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1951年6月25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252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最彻底、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又是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因此它在革命斗争中提出了正确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政策、方针与口号，并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假若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或农民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明确的革命方向，也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的性质、动力与任务，以后又一次一次地完备起来，这是因为吸取了世界革命特别是苏联革命的经验，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列宁又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假若没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走向胜利。党是名副其实的接受先进理论指导的，所以才能起着先进战士的作用。

马克思说，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变成了物质的力量。这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的时候，党就密切联系了群众，表现了高度的统一集中，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建立那天起就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而且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这就形成为无比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说，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假若不与各国实际结合起来就会变成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首先是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变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东西，变成为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而现在我们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与组织者。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中发挥先锋队作用，就是因为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变成中国人民自己新鲜活泼的东西。同样可以回答，为什么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正确的，而有的时候是失败并使革命受到了挫折，其道理就在于，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变成新鲜活泼的东西呢，还是变成死的教条。

党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当中大体是正确的，虽然那时党还幼稚肤浅。但到一九二六年发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党和革命。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但陈独秀看不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不敢领导广大的农民进行革命，却只看到了上层人物与敌人的进攻，而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动摇了，使革命遭受挫折。随后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代表了革命的正确方向。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才使中国革命在受到挫折后又走上正确的方向。继后是十年的农民革命战争，或称土地革命战争。在此之间又有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是教条主义统治我党四五年，致使白区的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十分之九。当时毛泽东同志未居于领导地位，正确的方向未能得到坚持，而教条主义以马列主义的词句作外衣，迷惑了许多党员，致使党受到很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不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遭受挫折，就受到重大损失。

这些教训在党的历史上是沉痛的，但我们的党终于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这些错误。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是无往而不胜的。在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全国各地都受到损失，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方没有受到损失。正是由于事实摆在党的面前，使同志们认识到由于有毛泽东思想才战胜了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又恢复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的十七年更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斗争是艰苦的，牺牲了许多同志，流了许多血。老同志之所以可贵，正是因为他们深知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痛苦，同样也了解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幸福。百分之九十八的党员没有遭受到革命的挫折，但经验证明：必须使我们的同志懂得，党一旦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遭受挫折，吃了很多亏，懂得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能设想经过三十年而有今天的胜利。

——邓小平：《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1951年6月25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255页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依据马列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因而它在幼年时代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它一经出现在政治舞台，就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灾难深重而又勤劳、聪明、勇敢的中国人民，曾不断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英勇斗争，但是找不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惟有我们党向他们指出了这条道路，惟有我们党依照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而规定了一条线。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是使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共产党就是他们的希望，他们对于我党的信赖，三十年如一日。共产党员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成为群众的榜样，他们成为群众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空前的规模，它是那样地具有组织性和坚韧性，反动统治的屠杀不足以打散我们的队伍，无数次的挫折不足以损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对于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里，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也流在一起，凝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系。正是这种血肉的联系，赋予中国革命以无限的生命力，从而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1951年7月1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1-272页

我们的党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这不但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其他一切运动中可以得到证明就是在我党领导最集中的革命军队的工作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邓小平：《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1951年7月1日）《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上卷人社出版第273页

回顾一下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例如说，几千年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呢？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党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派的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起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的结果吗？他们这样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结果吗？例如说，我们国家的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又能够少犯错误，难道不是我们采取了专门机关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几万万只眼睛的透视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吗？

例如说，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吗？试问，我们在大规模的消灭鸦片烟毒的运动中的胜利，在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生产建设和其他各种工作中的胜利，哪一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或者这件工作的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呢？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221页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应该说，除了像前面所说的犯错误的时期以外，多少年来我们是努力这样做的。

——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中央到达陕北，那时还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地方。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而在这三万人中，负责干部无非是两三千人，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

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整风运动。整风可以说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犯过错误的人，也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

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开的，到一九四五年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隔了十七年。这次代表大会是正面讲问题，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不久，日本就投降了。这时，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

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以上讲了那么多，介绍了我们党的历史。总之，党要能团结全党干部和党员，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有了党的团结，才能有力量去团结广大群众。如果有了这样的党，哪怕党员少，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

——邓小平：《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8页

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不要小视我们的党。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党的四大时只有九百多个党员，就那么九百多人的一个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伐战争。以后革命失败了，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267页

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条。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3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主可意空白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296页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向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302页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些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303

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三个月。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当然，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比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的提法以后还可以用。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就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的总路线。这次决议也用了路线这两个字，不是没有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但是，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点，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

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另外有些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如果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将来搞其他文件再说，来得及。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310页

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368页

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然后要引导大家认真读点书。

——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一九四五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206页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你们可能不太熟悉。我们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道路。很长时期比较顺利，但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这个时期的后期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那个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我们党被打入地下，被迫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个错误导致我们多数革命根据地受挫折，使三十万革命军队减少到三万。我们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贏得了胜利，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础工业。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二十几年都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

——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234--235页

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一九二二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你看过我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题的决议》没有？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邓小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27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190年4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190年4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江

泽

民

重

要

论

述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国家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作出的正确选择。党是在战胜困难、克服失误、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四十年来的成就，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的。错误和挫折的发生，问题也往往主要出在党内。党的状况如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严肃地毫不留情地剖析和坚决纠正工作中的失误，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科学地历史地总结经验，客观地全面地认识现实只要坚持这样做，我们党一定能够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实现新的历史任务中写下灿烂的篇章。

——江泽民：《新中国四十年历史的基本结论》（1988年9月29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体现了中国人民爱国、革命、进步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念。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前头，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相比较，具有本质的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一部分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开始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找到中国革命最深厚的社会力量。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知识分子在我国现代历史上的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又为广大知识分子确立自己的历史位置，实现报国之志，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0年5月3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006年版，第120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八四O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受西方列强欺辱、奴役、压迫的历史。在这期间，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屡遭失败。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共产党成立了，中国的面貌才起了变化。当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有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有过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其他一系列问题。到延安整风，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总结实践经验，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并全面展开，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革命就势如破竹，不断走向胜利。正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支持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申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保证了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现在回过头来看，再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变化，更加证明邓小平同志为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在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如果当时动摇一下，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情况。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思想充分肯定下来，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了不起的贡献。由于有了正确的路线，才保证了我们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

从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威力，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江泽民：《加强党的理论建设》（1991年4月27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5页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我们党日益发展壮大的七十年，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历史新篇章的七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七十年。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进行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都失败了；多少仁人志士苦苦求索，都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出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是近代中国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可是政权重新落入封建军阀手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需要有一个先进思想武装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这就是一八四○年以来中国历史的无可辩驳的结论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在黑夜中看到了曙光。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一九二一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鲜明地确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制定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分两步走的革命纲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世界的东方谱写了辉煌壮丽的史诗。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7页

我们党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开展工农运动，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继续高举革命旗帜，缔造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的疯狂“围剿”，加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敌人曾断定我们党要彻底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艘地打开了革命新局面。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首先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伸张民族大义，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八年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我们党和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拒绝和平民主的要求，公然发动内战。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气势磅礴的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168页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肃清反动残余力量，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完成全国土地改革，短短三年内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使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采取符合中国特点的步骤和措施，不失时机地创造性地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全国各族人民进发出空前的建设热情，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一段时间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曾经犯过些错误，特别是出现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挫折。但是，尽管历经坎坷，我们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使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都在蓬勃发展。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9页

七十年里，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正在做。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七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富裕。

七十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奋斗并做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我们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十四年改革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摆脱了许多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拥有十一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页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党中央尊重群众愿望，积极支持试验，几年功夫在全国推开。废除人民公社，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八亿农民获得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接着，党相继决定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在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强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证。党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十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指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党还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江译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214-216页

我们党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七十二年的战斗历程。这七十二年，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站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前列，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历史不断进步。在前二十八年，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来，我们党一直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顽强探索，其间虽然几经曲折，终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在新的条件下实现新的解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纵观七十二年的历史，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归根到底是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密切相联的。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3年6月25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

要努力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并通过这种学习努力掌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传统的东西要做具体分析，陈旧过时的要敢于抛弃，正确的优良的要善于继承和发扬。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和重视发扬党和民族的优良传统，他要求军队保持老红军本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种改革的性质，就决定了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抓好几个基本环节是坚持我们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充分肯定和发扬过去的好传统好做法；二是坚决革除现行制度中的各种弊端：三是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大胆进行合乎实际的新创造。所以说，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了解我们国家悠久的文明发展史和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辛酸史，了解我们的先辈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了解我们民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极为重要对于坚定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极为重要；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极为重要；对于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极为重要；对于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也极为重要。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学习》（1993年7月5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3-94页

改革开放十五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一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有了这面旗帜，有了这个精神支柱，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才会有更加坚强的战斗力，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才会有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十五年来，正是由于我们举起这面旗帜，依靠这个精神支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稳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再表明，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要我们按照这个理论指引的方向、道路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干下去，一直干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一定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江泽民：《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111

我们党在七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一毛泽东思想，现在又写上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发展，有力地保证着我们的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

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独立自主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真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为探索和实践这个真理，贡献了全部智慧和精力，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个真理，历史地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之中，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

——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年12月26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页

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努力学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能担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重任的。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领导干部需要学的内容很多。大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是学习社会，学习人民群众的实践。从领导工作的要求来说，最根本的是要学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要努力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和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还要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和现代史。

——江泽民：《学习学习再学习》（1994年3月7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年版，第145-146页

我想着重地谈一谈学习历史的问题。我们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全党要学习历史。他曾经讲过，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25页

回顾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到，革命的理想和精神，对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有多么大的作用。我们党成立之初，只有几十名党员，经过几十年奋斗，不断发展壮大，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到底靠什么？靠的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靠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靠的是用革命的理想和精神教育和武装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和鼓舞他们为实现自已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七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也不断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过程.

——江泽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1996年10月10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6页

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长征的胜利，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深深植根于中国各族人民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长征的胜利，宣传了党的主张，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长征的英雄事迹，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也震惊了世界。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的前进阵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为红军担负起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的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征的胜利，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经过长征考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是我们党和军队最可宝贵的财富，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

长征的胜利，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的最重要的保证。

——江泽民：《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1996年10月22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8页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

——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

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个伟大事件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肩负起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使命。随后，我们党又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人民军队，在战火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

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英勇奋战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的最前列。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以及反革命武装集中控制大中城市，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持久的艰苦的、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在世界革命史上是罕见的。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我军在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下，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超乎寻常的革命毅力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战胜了异常强大和残暴的敌人，最终取得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7年7月31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9-600页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

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我们党已经有七十七年的历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形成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奋斗历史，记录了我们党在极其复杂的环境和完成伟大艰巨的任务中是怎样思考和作出重大决策的，是党和人民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大批文稿，尤其珍贵。我们党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集中地体现在这些文献中。研究和编辑出版这些文献，研究老代革命家的生平和思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可以长久地教育、激励今人和后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干得更好。

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的一个重要部门，是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阵地。党中央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你们在这方面肩负着重要任务相信你们会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我们党的事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党的文献工作要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将不断产生和形成新的文献。对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思想财富更要不断地深入研究下去。这就需要有一批忠诚于党的文献事业、有着高度责任心，在业务上精益求精的同志，以献身的精神，把这个责任切实地担当起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上一层楼，把工作做得更好。

——江泽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视察工作时的讲话》（1998年5月29日），《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93-594页

我们党走过了七十八年的奋斗历程，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我们党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六千多万党员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开创新的事业境界，很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在带领群众进行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毛泽东同志把党的建设确定为我们党克敌制胜、发展壮大的主要法宝之一。七十多年来，我们党坚持贯彻这条重要历史经验，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党的战斗力不断增强，领导水平不断提高。

——江泽民：（“三讲”教育是加强党的建说的断探索》（1909年6月28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页

在二十世纪里，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进行了长期的伟大斗争。我们党作出的杰出贡献，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我们党已经历了近八十年的历史，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这八十年历程，包括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前二十八年，是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与国内外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后五十多年，是我们党掌握全国政权、履行执政职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取得了各项事业的巨大成就。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成为一个连续执政五十多年的党。

——江泽民：《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2000年12月26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179页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中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八十年。在前八十年中，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在后八十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和组织起来，冲破重重难关，革命斗争不断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从这前后两个八十年的比较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深深认识到，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八十年，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八十年，是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的八十年。

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生命力。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正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挫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邓小平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伟大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为我们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全党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冋题，正在全面地创造性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

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

八十年的实践还启示我们，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要结合形势的发展，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要善于总结经验，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谦虚谨慎。要勇于正视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并依靠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不断加以解决。这是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所在。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2页

胡

锦

涛

重

要

论

述

通过参观学习，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刘少奇、朱德同志抵达西柏坡九四八年四月和五月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先后抵达西柏坡，到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这一段时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西柏坡是我们党进入北京、解放全中国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到十三日，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当时，中国革命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随着中国革命局势胜利发展，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将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向掌握全国政权、领导人民建设国家，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如何使全党同志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必须及时郑重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使全党同志保持高度警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敲了警钟提出了全党同志必须做到“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

——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200年12月6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我们党对坚持艰苦奋斗问题一直是高度重视的，总是反复经常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加以强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领导干部要坚持艰苦奋斗。他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他强调：“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他还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艰苦奋斗。一九九一年九月江泽民同志专程来到西柏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并作了重要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九九五年，江泽民同志强调：“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个法宝，也是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我们党正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过去干革命需要艰苦奋斗，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艰苦奋斗。”一九九七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艰苦奋斗的本色。实现党的崇高理想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广大党员、干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永不停步地前进。”二00一年十一月，他到河北考察工作时，再一次要求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坚持艰苦奋斗的论述，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我们要认真领会，切实贯彻。

——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4-6页

我们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历史，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部生动而重要的教科书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重要时刻，重温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认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胡锦涛：《在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03年7月21日）

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党的发展史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带领人民开创事业新局面的历史。党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党的事业要发展，党要承担起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崇高使命，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胡锦涛：《在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03年7月21日）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同志提出，全党要重视学习历史，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江泽民同志也强调，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不善于从历史中总结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强盛；一个政党不善于从历史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不可能成为自觉顺应历史潮流的政党；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就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我们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增强历史主动性，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胡锦涛：《在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话》（2003年11月24日）

我们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党的一大明确把我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表明，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八十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党的先进性，总是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

——胡锦涛：《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吴系马克思主又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毛泽东同志强调，保持党和党员的先进性，根本途径是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思想觉悟，把党员教育和锻炼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一九二九年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当时的形势、任务及党员队伍状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党的建设这一“伟大的工程”，强调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从党夺取全国政权后继续保持先进性的战略高度出发，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党内可能滋长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和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虛、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他号召全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并领导我们党就执政条件下加强先进性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作出了巨大努力。

——胡锦涛：《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2016版第264-265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和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围绕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一九八○年初，他明确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是一个需要根据实践发展和时代特征不断回答的问题。邓小平同志郑重提出了做合格党员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党要恢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有一个党员要合格的问题。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只是提到新党员面前，也提到一部分老党员面前了。”他强调：“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要通过思想教育，“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目标。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强调，要使党“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党开展了一系列统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工作，对保证党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列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特别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我们要始终铭记在心。

——胡锦涛：《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5-266页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强调：“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发展变化，正确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坚持推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切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党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党的十五大对新形势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已奉公，多作贡献；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本领，努力创造一流的成绩；在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作斗争。”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先进性的丰富内涵，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特征，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力促进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和实践发展为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打下了坚实基础，增添了新的活力。

——胡锦涛：《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268页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八十五年不平凡的历程。在这八十五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八十五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八十五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八十五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八十五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八十五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长期以来，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广大共产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和平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甘于奉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功绩。此时此刻，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深切缅怀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的老一辈革命家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

总结我们党八十五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进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